产业、人才、制度、市场让中国正处于新一轮创新周期

19世纪以来，国际共发生四次产业转移浪潮，每一次产业转移都深度地改变了承接国原有的产业结构，促使经济增长模式升级。从宏观上讲，关于产业转移动因存在诸多学说，包括成本导向论、贸易平衡论、产品生命周期论。但无论是那种形式，微观层面来说，国际产业转移都是跨国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自发行为，是产业在国际范围内实现专业化分工以降低成本的必然产物。由于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四次产业转移的动因、路径和方式存在一定差异。

第一次产业转移发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期，产业转移的路径是从英国向欧洲大陆和美国转移。英国首先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一直控制着世界工业生产的1/3~1/2，世界贸易的1/5~1/4，国内市场有限以及劳动力的不足，让英国不得不扩展海外市场。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又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自然成为主要选择。到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战争时，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上大约有200个造铁厂，年产铁量约3万吨之巨。

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产业转移是从美国向日本和原联邦德国转移。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对其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转移到日本和原联邦德国，国内主要致力于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和汽车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东亚地区（以亚洲四小龙为主）是这次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20世纪70年代，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的日本为了应对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和日元汇率升值的影响，主动地通过三个阶段的产业调整来适应经济发展。

第一是转移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等轻纺产业，向外转移的目的是确立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等产业在国内的主导地位。

第二次转移的产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如钢铁、化工和造船等。

第三次转移的产业不再局限于在国内完全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扩展到包括汽车、电子等在内的已经实现了技术标准化的资本密集型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经过日本这三次产业转移，催生了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奇迹，发展了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

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至现在，从价值链视角来看,前三次都是整体产品产业价值链的转移，而第四次则是产品或产业的某一生产环节或工序的转移,是对价值链的分拆，因而产业输出地和输入地呈现多元化，中国内陆是主要受益国。对于小型发达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如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中很快就面临着境内市场狭小与生产能力扩张之间的矛盾、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与企业追求更多利润的矛盾、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瓶颈的矛盾。而对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则面临生产成本加剧、国内污染等代价高的问题，中国则具有天然的先天优势。经过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为什么能在第四轮产业转移中获得产业转出国的青睐？原因是多维度的，既包括低劳动成本、高效的劳动生产率、丰富的技术性人才等人力因素，也包括友好的政治环境、完备的产业链体系、优惠的税收政策等制度因素。从世界环境和社会人口环境来看，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对外开放，恰恰赶上了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后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资源的历史机遇。依托自身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上下齐心改变贫困落后局面的强烈愿望，中国经济快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借助于庞大的本地市场需求，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可以说，对外开放打开了全球化红利帮助人口红利释放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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